【杂谈】疾病的时代

哦?

路时千:

phármakon,一个希腊语单词,代表着三种含义:治疗,毒药和替罪羔羊。



pharmacology/toxicology,词源于phármakon的两面——既救治、也毒害的本质。这便是药物。老话说,是药三分毒,也是这个意思。



2015年,一部名叫《处方暴徒》的电影上映,把一个早已在学术界讨论多年、却依旧不被大众所重视的议题重摆在道德领域面前:我们的文化是怎样纵容处方药的泛滥,而处方药又是如何使我们得病的。



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死于处方药滥用,远甚于吸毒过量和交通事故。某些名人的死亡似乎让这个黑暗的洞穴大白于天下,可是人们的眼睛并没有注视着迈克尔·杰克逊或者希思·莱杰的悲剧中,那些小小的药丸所起的作用,而是无尽责难着家人和群众。这个社会是一个履带的结合体,一个人的故事也是上万人的,正如阿西莫夫所说,“每一个现存的活人的背后,都站着三十个鬼”——而这就是《处方暴徒》所展现的真相。



戴维·迈尔斯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教科书作者之一。他的《社会心理学》至今还在改版重印,也是最值得读的学科入门教材。早在80年代末,他便在书中警示了各位学子,“快捷省力”的“速食型判断方式”的危害。可怕的是,这正是建立在现代社会所留给我们个人的资源之上、最为有效的思考方式——社会直觉,即标签化的趋势。

曾几何时,心理学致力于讲述一个人应该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那时候,这门学问被称作“一种用于贬义的语言”,更是一种矫枉过正的体现。而今,医生不再向每个人阐述他们的责任,心理治疗更像是一种简单的条件反射,将所有的解决办法都归于一张处方单据,佐以“运动”、“提高睡眠质量”和“加强情绪管控”。

老一辈的人们处理自身问题的方式其实十分值得关注。比起年轻人,他们似乎更容易情绪失控,愤怒常常溢于言表,也倾向于把自身的喜好加于他人身上。老一辈的人中,教徒和按规矩做礼拜或祷告的比例也更大。他们也更喜欢社交、更有组建家庭的欲望,相对来说更有责任感。这一切都是复杂思维和情结的体现。为了缓解自身的压抑、抒发激烈的情绪,尤其是在面对具体问题本身无法被解决,或者自身社会地位不能改变的情况时,他们所选择的慰藉之路花样繁多且具备特殊性,还会在与他人的思维交换中引发更多的问题。而现代社会的资源压缩远胜于从前,年轻人也越来越少去麻烦别人,压抑和自我保护意识在这一代显得尤为突出。这毫无疑问也是前人的遗产——经历着资源分配的大洗牌的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新生的社会系统的冲突在他们的后人身上造就了这样一种特殊的理性:社会直觉所推崇的结果论。

在这样一种社会直觉里,“科学结论”成了某些人的救赎。“数据”、“理论概括”和“权威”代替了头脑,“传播”代替了辩证思维,“沉默”代替了达成共识的努力。这样的文化既是消费市场过分便利所致的后果,也是更大的消费市场滋生的温床。无论是“科学结论”还是“数据”,或者“权威”,都是可以买卖的,从中获取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人和从中获取“问题解决”的心理安慰的人一样都是被市场所拔高的群体。

那么,文化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这似乎是不需要多加讨论的问题。而每个社会都拥有这样共同的扭曲,在很多研究者看来是需要纠正的。如同一个莫比乌斯环的始末一般无法判断究竟要从何佐证:是我们得了病,还是社会教导我们如何得病而使我们得了病?

在美国,自50年代“抑郁症”和“躁郁症”的概念被大众媒体引用开始,患者群体至今已增长了超过五千倍。这种爆炸式的增长无疑说明了心理疾病诊断的滥用,而这并非结果。1991年,划时代的舍曲林药物、著名的抑制剂处方商品“左洛复”(Zoloft)投入了制药市场,如同一颗落入地表的陨石,其连锁反应令人瞠目结舌。可以说,左洛复的巨大成功正是这个疾病的时代的缩影,在看到了商机的企业的推动下,无数“类左洛复”药物层出不穷。为了卖药,医药企业不惜重金打造疾病,乘着后里根时代取缔商业广告道德审查的东风一路高歌猛进,其恶果不仅是一个子虚乌有的PMDD(经期抑郁综合症)。

关于PMDD的故事,在另一部揭露美国医药企业罪行的纪录片《贩卖疾病》中有着更深刻的展示。以心理实验的角度来看,设计这场骗局的人可谓是天才,从暗示到操纵,一切都满含热情,最终大赚一笔,徒留一个悬念。戴维·迈尔斯在《社会心理学》导论中提到了价值取向和社会表征(“共同信念”)对学者们的研究的影响,也说明了对任何一种概念都没有绝对客观的解读。常识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而利用这一点,买通权威创造出现成的常识,影响消费者的价值取向从而达到让他们相信自己患有某种疾病的目的——这就是PMDD及其治疗药物Paxil诞生的方式。至于该药物商品所针对的女性人群,你只需要想象,不知是哪一天起,电视上铺天盖地的广告都在关怀你的经期情绪,这样细数着某些模棱两可的症状:“在那几天你是否感到低落、情绪失控,睡眠质量差,思维紊乱……那么你一定是得了PMDD。这是我们开发的新型药物,可以缓解你的症状,详情请咨询你的医生……”而医生早已被药物代表游说成功,人手一份针对性的处方,等你走进治疗室,就要花上成倍的时间从中走出去——PMDD并不是一种长期的慢性折磨,而某些时候,你可能得花上一辈子才能从治疗室的椅子里起身,那便是我极力劝阻某些仅仅因为短期的情绪低落就试图去咨询“抑郁症”的朋友的原因:在不知不觉中,这股力量已经将人们拖向了他们所不了解的泥沼,而要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吃几粒胶囊那么简单。

根植于各个群体的价值观也在推动这场社会病变的发生。我希望大家首先明白一点,那就是悲观、内向和愤怒本身并不是病态的症状,只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文化更推崇乐观、外向和中庸,拥有相反特质的人便被区别对待了。对于人类行为的观察原本就没有正确和错误之分,价值取向永远是那个选择性的筹码,就算是为此下定义的社会科学家本身也无法逃离他所生活的社会语境对他的影响。疾病造就了药物,药物也同样在造就疾病。如果人们不在社会价值取向的影响下那么极端地恐惧负面情绪(这恐惧本身也是加重负面情绪影响的一部分),也就自然不会坠入陷阱,相信有某样东西能够快速、永久地治愈我们的伤心和绝望。这是宗教、哲学和大众娱乐无数年来致力于、也未能成功实现的事情。

在治疗抑郁症和躁郁症的过程中,很多方法走入了误区,就是将症状当作疾病来对待。这一点在生理疾病上也是一样,高血压、高胆固醇,这些被人当作猛虎对待的异常指标,严厉地逼迫着我们的生活。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大量美国人在年过半百时死于胆固醇过低。这也是医药企业的功劳——不断宣传胆固醇的危害使得某些人长期服用降低胆固醇的药物,同时这些药物的副作用(导致男性不举)也为医药企业生产的壮阳药带去了更多商机。

消灭负面情绪就像消灭胆固醇一样不可行。它是一种心理功能,而当这个功能失控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对它进行辨证的思考。我们为什么愿意相信一颗药丸,仅仅是因为无计可施了吗?如果人们不想为自己承担责任,依附于“科学理论”,放弃思考如何解决问题,沉溺于“我有病”的结论中、把一切挫折和苦难都归结于一个不可控因素,这种心理惰性的传播比心理疾病的概念的滥用本身还值得我们去反思。

最后,无论是讨论疾病还是治疗疾病,我们都需要对患者有所尊重。这才是我们的出发点和应该抱有的心态。然而现代的治疗已经渐渐退化成了一场不对等的交易。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健康的需求都是我们尊严的体现,这种关怀围绕着迄今为止所有伟大的医疗发现,并且不该止步于此。然而前人的悲剧并没有给后人以启示——现在媒体讨论着,中国人是否“低估了”过敏的危害。而在美国,光是针对儿童过敏的药物“阿德拉”就已经催生了无数“药物成瘾”的婴孩,他们甚至还未能真正认识这个充满“危险过敏源”的世界。

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疾病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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